」 知日謙馬上跳出來作為反例，「我就不是欸，真的是只有慘痛的當下，我才寫作。

六道安心護法的閘門，隨時都可以啟動，讓自己脫離情緒勒索，不讓情緒影響生活品質。總幹事為了達到公正，詢問一旁的管理員：「你親眼看見車子撞歪鐵柱？」 管理員搖頭表示沒看見。

我因為心情平穩，因而有能力引導孩子如何面對情緒。但是媽媽已經決定了，等到要面對問題時，再好好處理它，到時再擔憂就好。指認我撞歪鐵柱的婦人將問題拋出後，就離開了，留下社區管理員、總幹事和我處理後續。有了這些思緒，進入餐廳時，我也開始自責怎麼這麼不小心？也開始擔憂吃完飯恐怕就要面對高額的賠償了。實例：面對未知懲罰的焦慮 當我們安頓自己的同時，也正在為孩子做出示範。

如何面對「失落」，這個議題對大人而言很不容易，孩子就更需要學習。納：接納自己的失落（告訴自己：我接納自己是可以失落的）。Photo Credit: 威視電影總括而斷，《緝魂》有著高度的娛樂性，王家血案引出的世間情感糾葛，層疊的異動故事的走向，這是一部充滿細節的電影，但並非座落於故事理性層面的事發原委，而是在人物情感轉折上具有豐沛細節，隨著每次情節翻轉，劇情前段人物所處心理狀態都有了新的詮釋切入角度，錯綜複雜、深不見底。

陰陽相生，類型混合在《緝魂》中，類型作為「術」呈現，折射出能貫穿相異元素，將它們叩合的「情」。一宗豪門血案，圍繞著幾位關係與死者甚密的嫌疑人，在線索的引領推進下，逐漸揭開眾人糾纏不清的命運。在電影上，黑澤明在1950年的傳世名作《羅生門》改編了芥川的〈竹藪中〉，除了部分場景來自芥川的另一篇故事〈羅生門〉外，其餘大抵相同，同樣試圖透過眾人不一的口供尋察真相，唯獨差在結尾。如同《目擊者》，《緝魂》在劇情上是採取典範性的探案敘事的，罹癌的檢察官梁文超追尋者王家血案的真相，在撲朔迷離的人證與線索中，逐漸靠近答案。

韓松的註解亦為本片的類型混合提供了很好的詮釋，什麼是電影的「類型」？類型即是廣泛的作品之中，那些具有類似特點的作品，它們透過脈絡承繼下來的相仿形貌，對某些命題進行永恆的叩問。《緝魂》先前已於中國上映，中國科幻作家韓松對本片下了如此評論：這部電影包含了生老病死、貪嗔痴慢、悲歡離合，是因為有情（人物間的複雜情感），而不是有術（技術或術法）才造成了悲劇——六個角色，實際上都死了，經受了肉體、精神和社會的死亡。

就類型語彙而言，這是一次嘗試，可說是為隨之而來的《緝魂》所做的基礎語法練習。Photo Credit: 威視電影《目擊者》的敘事模型便是根植於此的，就開拓而言，所做的並不新穎，真正卓越之處在於模板「嫁接」於不同故事主題時、消彌套用上的磨合。這並不是新鮮事，而是一種源遠流長的經典敘事範式之一。這是程偉豪熟悉的講故事手法，但這次不只是融入了愛恨人仇，更是透過這種「羅生門」型敘事，以「科學／玄學」兩種類型支點作為基底，進行類型混合。

文：探員K由程偉豪進行編導的軟科幻犯罪懸疑片《緝魂》於1月29號上映了，近年來，台灣的類型電影始有漸興之跡，而貫串其中的一位重要新興導演即是程偉豪，包括短片作品《保全員之死》，自2015年推出的《紅衣小女孩》，其後的《目擊者》、《紅衣小女孩2》，至現今的《緝魂》，無一不是專注於類型電影上的探索。而其新片《緝魂》，無疑是程偉豪截至目前最大膽的嘗試，透過混合多元類型，《緝魂》為典型敘事展現了新的維度。《緝魂》的新穎即奠基於這份對類型的認知，「科學／玄學」的類型混合，並不止於理性上的相互詮釋、細節上的邏輯補完、將彼此不足之處進行填充，更是本於「兩者雖有著各自的類型脈絡，卻能以相似的人情進行連結」這道精神從港口開始的新「潮」城市 委託行？這個如今已褪去光華隱沒在台灣人記憶中的行業，直白的說，就是以客人「委託」寄賣或「委託」出國帶貨為主的產業。

日本為了證明殖民統治經營的能力，台灣總督府決議要將離日本最近的港口——基隆，建設成一個現代化的大型深水碼頭，就此展開四期築港工程。昔日公園內高處的小山丘，也成了委託行林立的「公園頂」。

[3]而這些走私貨品也大多流入委託行中販售。圖為1968年基隆委託行照片。

此處在日治時期原是基隆居民重要的休閒去處，不只有可划船遊憩的池塘、也有中元祭普度跟音樂會兩用的主普壇（原位於忠四路廣播電台大樓的舊主普壇，是基隆中元祭普度主普之處）。針對原本狹小泥濘的市區，也同步進行包含土地徵收、市區改正等規劃。移居台灣的日本人，因對於家鄉飲食或是生活用品的需求，透過船運，從日本進口各種用品。1960 年規定船員攜帶限額物品入境時，應由船長統一列出清單，集中報關。1979年正式開放出國觀光之前，除了就學、探親、商務等名義以外，台灣人是沒有機會出國購買「舶來品」的。繁盛的商業活動，讓當時的基隆說是全島最熱鬧的城市也不為過，市區林立販賣各式服裝的「吳服店」（和服）、「洋服店」、戴在手上超級時髦的「腕時計」（手錶），與有著女給（女僕）服務的「喫茶店」。

當時，來台接收的國民政府軍公教及其眷屬，以及1949年撤退來台的大批軍民，將他們在原鄉的飲食生活方式、服裝打扮等習慣，也帶進了台灣社會。雖然當時台灣依舊處於政治高壓的氣氛，但基隆城市經濟的熱鬧繁忙，得以讓人暫時忘卻了戰後初期的動盪。

Photo Credit: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 戰後留台日人遣返，皆由高雄、基隆兩座港口遣送回國。全盛時期，基隆曾有200家委託行 1960年代，台灣經濟日漸復甦，但一般民眾受限於出國禁制，對於舶來品的需求有增無減，這也讓委託行如雨後春筍般一間又一間地開。

但若要更進一步解釋委託行是如何在70年代的台灣閃耀發光，我們就得從基隆的前世「雞籠」說起。戰後初期，基隆人會在港邊搭設簡陋棚架擺攤，販賣船員帶來委託寄賣的海外新貨或二手物品，偏向檯面下的「黑市交易」的形式。

Photo Credit: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 日治時期的基隆市街地圖。1950年代，委託行的舶來品主要來源是以「美國大兵」和「水手船員」帶貨為主，當時船員們會特別去訂製用牛仔褲布料做成的大風衣，因為這種布料可以承受較重的物品重量，大衣後面再多縫製五、六個大口袋，才可以多塞一些布料、襯衫或其他物品。原先這片河流沖積而成的沙洲，經過一連串的建設之後，市區被分為基隆港南岸的漢人聚落「大基隆」，以及填海造陸東岸的日人聚落「小基隆」兩區，港內的疏濬與挖深工程，也使得基隆港獲得大量商貿與市街用地的空間。隨著甲午戰爭落幕，1895年台灣劃入了日本統治版圖之中。

圖為「商船船東及海員走私處分辦法」。1960年代，因越戰爆發和美軍「休息與復原政策（R&R）」，美軍來台渡假與艦隊停靠基隆港補給維修，一舉將基隆委託行推入最鼎盛風光的時期。

這個散發出濃濃70年代氛圍、彷彿被時光凍結住的街區，曾經可是全台灣最擁擠的地方之一。文：何昱泓 這陣子，肺炎疫情在國際上持續延燒，無法出國的民眾，只好在國內開始「報復性旅遊」，使得離台北不到一小時車程的基隆，每到假日就被潮擠得水泄不通，平日有些寂寥的港都，遇上週末與連假時節也隨之熱鬧了起來。

根據當時的紀錄，光是以委託行為業的商家，至少就有兩百間。前面提到，戰後初期多數的買賣活動，停留在仁愛區的高砂公園一帶。

或是將私貨拋出管制區圍牆，再由走私黃牛接應，尤其港區宵禁時間一過，常常可見成群的摩托車大隊，自港區蜂擁而出。但經過二戰戰火攻擊、移民臨時居住占用，除了戰後修復的主普壇外，早已看不出公園的原貌。在基隆委託行最鼎盛的這個時期，為改善市容，市政府決議正式廢除高砂公園，興建新型住宅，供附近的市民居住。商港的修築，亦使基隆港有了商業航運的功能，當地產業發展也逐步轉以商業航運為主。

Photo Credit: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 別小看委託行小小的店面，可是有來自世界各地最流行的選物。Photo Credit: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典藏檔案 委託買賣盛行，水手船員走私問題猖獗。

雖在1860年代開港後，台灣人就已有機會接觸到舶來品，但長達五十年殖民的統治，日人不斷將新事物與商品引進的互動下，才真正使台灣人，更加習慣消費與購買包含日貨在內的「舶來品」[1]。1960年10月政府公布「商船船東及海員走私處分辦法」後，阻斷船員帶貨的機會，但「上有政策、下有對策」，委託行開始改變集貨方式，發展出集體走私「集團帶貨」的模式[2]，幫忙帶貨的船員，會先以暗號連絡後（例如雙方各持一半剪開的港幣，作為識別暗號），再將走私貨品包進塑膠防水袋內，趁半夜以「丟包」方式丟入公海或港中，再由接應漁船或小舢舨，上演「你丟我撈」的戲碼，將其「捕撈」上船後，再駛往指定接駁上岸處，用貨車載送至指定地點。

這塊街區的名字叫做「委託行街」。當你漫步在這裡，會發現兩旁的店面多半鐵門深鎖，但從街區上方完美包覆的遮雨棚，不難想像這裡過往熱鬧的景象。